尤小立(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近日，武汉工商学院校长孔建益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感动了该校1000余名毕业生代表。他透露自公布手机号以来，收到了大概两万条同学们的短信，并全部给予了回复。虽然回复起来很累，但是很值得。因为通过短信交流能够和同学们心连心，共同发现学校的不足，共同推动学校的发展。“这是我作为校长，感到特别高兴、特别自豪的时刻，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相关资料图)

社会几乎一致的称赞已经说明孔校长做法的可取和可贵。此时，与其画蛇添足再予炒作，不如换个视角，追问一下回复学生短信、关心学生诉求等校长原本的分内之事，为何会成为网络时代的“新闻”？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或许更有益于中国大学管理体制的完善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新闻的第一要素当然是事实。孔校长回复学生两万条短信首先就是以基本“事实”示人而引人注目的。两年内两万条的信息回复，就数量上看也相当令人震撼。

新闻的另一要素是“时效性”。这个“时效”其实是由两方面所组成：一是“新”或“新鲜”，它是以“少见”为特征的；一是时间的横断面，或可称为“新”的共时性背景，也正是由这个背景衬托出了新闻的“少见”和“新”。

套用到有关孔校长的新闻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在当下这个时间的横断面中，孔校长的这种做法在大学校长中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才有“新”的价值凸显。

事实上，在上世纪初的大学中，校长与学生的联系一直都是紧密的。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就时常与学生交流，傅斯年等学生写给他的信以及有关北大学风、学术走向的反思早已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献。

1940年10月，任职某大学校长的植物学家、中国现代植物学奠基者胡先骕曾对学生说：“很多大学学生一生只能见到两次校长，第一次是开学，第二次是毕业，你们却可以经常见到我，这是你们的荣幸。”胡先生同时也是一名执着于培养学生的“伯乐”，中国植物学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是他的学生。

可以说，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大学校长与学生、教师之间的关系仍未疏远。彼时，称校长、处长和院长一律为“老师”可谓天经地义，完全没有如今天这样，只有称“头衔”才仿佛表示“尊重”或“懂事”的尴尬。

当然，大学扩招后，校园内动辄聚集数万名师生，加之遍布城市各处甚至跨省份的校区，也从客观上影响了校长与师生面对面的交流。

然而，物理距离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心理距离或情感鸿沟的形成。而心理距离的产生与行政级别的强化相关，也是大学过度行政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从现有的大学体制看，可以分为校级、（学）部级、处级、院级和系级，其下是教师，而后者也在分级，即便是正教授也有多个等级；教师以下才轮到学生。从中不难看出，校长与学生的距离有多遥远，中间横亘着多少道“山梁”。

因此，有网友出于务实考虑并不同意孔校长的做法，他们认为学校管理之事，校长无须事必躬亲，只管督促中层领导即可。殊不知所谓“抓大放小”看上去很美，却并不适合现有大学体制。

如果校长只抓诸如战略之类的“大事”，很可能导致两种后果：一是政策无法得到落实，中层之间相互推诿扯皮而不真正作为；二是助长校长浮夸、不务实的官僚作风，进而影响大学内部的行政风气。因此，“学校无小事，师生事最大”应该成为大学各级领导遵循的基本管理原则。

不过，在对孔校长持之以恒、事无巨细的做法三致意焉之时，也不能不思考当下大学行政体制和管理方式与学术或文化机构特性本身不甚协调的问题。

大学既然被定位为“学术共同体”，“学术”又是需要平等讨论的，其首要原则就是平等；教育也一样，它的目标包括养成人格平等和机会均等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多层级和过强的等级意识都是对现代大学的学术追求或教育理想的妨碍和伤害。

值得注意的是，孔校长是从公办高校转到民办高校后采取这种工作方式的，这或是民办高校在管理体制和方式改革上启发公办高校的地方。

现在看来，大学管理需要纠正与“排行榜”相关的公司化倾向，摆脱以“数目字管理”为内容的所谓“高大上”的套路，放下身段、眼光向下，将政策落实到地面、落实到学校里的每位师生才更有实际意义。

具体到校长的管理作风和行为选择上，至少应该将如今无缘一见校长的“常态”，转变成为经常可见到的“正常态”。这既是所有师生和大学从业者一点小小的希望，也是大学管理向现代大学靠近积极而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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