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1日电 题：理性乐观主义者比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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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李静

5月，比尔·盖茨在领取北亚利桑那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后，为毕业生作了演讲，并给出5条人生建议。这是这位世界前首富自2008年离开微软，转变为一个全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员工后，常常出现的形象——一位倡导者。

辞去微软的全职行政职务，盖茨似乎拥有了更宽的视角去参与更多元的领域。相对于仰望星空，他更乐于关注脚下，行为模式来自于他从未更改的思维方式——依据事实做决策，而不是感性。这使他成为一个理性的乐观主义者。

比尔·盖茨 受访者供图

有创新不能解决的问题吗？

自20多年前着手成立基金会以来，盖茨最聚焦的就是全球健康，认为这个领域存在最为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有待攻克的疾病众多，盖茨没选择更受关注、市场回报率高的癌症，而投向了没有充分市场激励又缺乏政府资金支持的疾病，特别是影响穷人最甚的传染性疾病。

他较早瞄准的目标之一是腹泻。1997年盖茨读到一篇报道，说很多非洲贫困国家水源被严重污染，导致腹泻广泛传播，每年有310万孩子被夺去生命。那时盖茨初为人父，如此多的孩子因此丧命，是他无法接受和想象的事。由于缺乏污水处理系统，2017年全球仍有6.73亿人露天排便。一些国家无力负担为贫民窟修建完善的下水系统，以及提供配套的能源与水源。

由此，盖茨带着团队开始“新世代厕所计划”——为低收入国家重新设计厕所系统，征集设计方案，并为应对成本问题在全球寻找合适的商业伙伴和市场。而中国具有相当优势，正在推广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迅速发展的高铁等都是“新世代厕所计划”的潜在市场机会，有市场就会形成良性循环，成本能在市场激励下大幅降低。

盖茨想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预防脊髓灰质炎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接种疫苗。在尼日利亚，基金会团队利用高解析度卫星图像和算法，绘出了当地脊髓灰质炎分布的真实地图。为消除对疫苗的偏见，2010年，盖茨深入尼日利亚腹地拜访各地宗教领袖，倾听想法、回答问题，使当地领袖同意协助疫苗接种。

2008至2010年，尼日利亚罹患脊髓灰质炎的儿童人数从798例锐减到21例。2013年，盖茨基金会发起“终结脊髓灰质炎”行动，宣布与机构联合体投入近60亿美元，在六年内根除脊髓灰质炎病毒。2018年，全球病例人数降到33例，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诸多国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无脊灰认证。但“最后一公里”时，病例的数字和范围又增加了，新冠疫情的暴发亦迫使很多地区暂停疫苗注射和疾病监控。

一次采访中，盖茨感慨：“这项事业比想象的更有挑战性。”即便这样，他仍然坚信创新与合作的力量。2022年，盖茨基金会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将增资12亿美元支持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GPEI)。盖茨表示，“消灭脊灰是一个触手可及的目标……在全球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彻底消灭脊灰，确保任何人都不再因脊灰而瘫痪。”

2002年，盖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向纳兹基金捐款1亿美元作为防治艾滋病专项资金。图片来源：Ic/cnsphoto

创新狂人

盖茨对科技创新的笃信和乐观并非没有道理，他一直在寻求如何利用创新解决难题。

1955年10月，盖茨出生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一个中产家庭。那时的美国正处于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实力骤然增长，一些大型企业和单位开始尝试使用最前沿的科技产品——计算机。

1968年，盖茨就读的湖滨中学斥资租用了一台计算机。对计算机感兴趣的学生成立了一个计算机小组，盖茨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人中，有一个比盖茨高两年级、叫保罗·艾伦的学生让盖茨一见如故，他们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一起钻研编程。

盖茨和艾伦编写的程序很快有了实用价值，湖滨中学邀请他们为学校编写课程安排程序。1973年，他们尝试开发一款程序，以实现用机器读取和自动分析交通流量数据。

盖茨坚信未来是计算机的天下，萌生退学专心研究计算机的想法，但还是在父母的要求下完成高中学业，考入了美国顶级学府哈佛大学的应用数学专业。

1974年的一天，艾伦递给盖茨一本杂志，杂志上是一条改变世界的消息——后来被誉为PC之父的爱德华·罗伯茨研究出了第一台迷你个人计算机Altair 8800，但缺少可以让更多人使用的程序。

在不眠不休几周后，他们编写出了运行程序，成就了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项创举，并获得18万美元创始资金。

随后盖茨辍学创业，微软诞生了，并在第二年就与顶级客户合作：数据技术集团、国家收音机公司、花旗银行、通用电气……

创业初期，盖茨的勤奋可以用疯狂来形容，没日没夜地待在办公室里写程序，微软也渐渐发展为个人计算机语言开发领域的“明星”。1980年微软拿下了蓝色巨人IBM的PC机开发操作系统订单，1986年微软上市，随后盖茨带领团队成功开发出里程碑式的Windows系统。20世纪90年代，微软已稳居软件公司头把交椅。

盖茨带领团队成功开发出里程碑式的Windows系统。图片来源：Ic/cnsphoto

盖茨在中国

与其说盖茨是创业家，不如说是产业预言家，他的远见和洞察力一直是微软成功的关键。1991年，在盖茨的领导下，微软创立了微软研究院(MSR)，用以支持长期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而不受产品周期所限。

也正是这种洞见力和前瞻性，助力微软于1998年把研究院开到了中国，比多数美国科技大佬更早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1994年，盖茨首次到访中国，参观了中科院的计算机设备，认为中国软件工程具有极大潜力。1997年，盖茨在清华大学作了演讲，“中国大学生的才华和创造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访问对微软决定于1998年在北京建立研究实验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盖茨回忆。

1998年，盖茨委托语音识别专家李开复创办微软中国研究院，三年后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这一决定对中国互联网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拉出一份研究院“毕业生”名单，几乎可以覆盖大半个中国互联网行业：百度原总裁张亚勤、金山软件原CEO张宏江、阿里云之父王坚、小米联合创始人林斌……

微软亚洲研究院也没让盖茨失望，给了微软强力的技术支持，比如微软云Azure、Office、Windows、Bing、Xbox、HoloLens……脱胎于此的技术转移到微软的产品矩阵中，甚至在人工智能还只是个模糊概念的岁月，亚洲研究院就已将其视作未来的基础研究方向。

2007年，盖茨(右)和时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沈向洋在清华大学与学生座谈。徐曦弋 摄

盖茨到访中国不下十次，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互联网科技的演变进程。在他眼中，解决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样本，其成功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机遇。

2017年11月，中国工程院公布新增院士名单，他当选外籍院士。一年后盖茨在受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时，被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盖茨之前，鲜有人以企业家和慈善领袖的身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盖茨对媒体说，这对他是很大的褒奖。

在慈善领域，盖茨同样看好中国的潜力。盖茨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中国首个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创办的非营利性新药研发机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针对结核病、疟疾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传染病威胁进行新药研发。他还联合瑞·达利欧等人共同资助创建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为中国首个由社会力量创办的慈善事业人才培养机构。

为什么做慈善？

自2000年基金会成立之初至今，盖茨持续捐出的身家已经超过590亿美元。2022年，他公开宣布：“未来，我计划把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捐赠给基金会”，目标是“下降并最终脱离全球最富有人士的名单”。

盖茨多次谈及，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极大不平等深深刺痛了他，促使他投身慈善事业。迄今，盖茨基金会资助的项目遍布全球超过140个国家，捐赠总额突破了700亿美元，致力于减少全球的不平等现象。

慈善之外，能源是另一个盖茨最关心的话题。早在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盖茨就联合马云、扎克伯格、贝索斯等推出“突破能源联盟”，希望能在政府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他们自身资金帮助促进低排放技术的商业化，在有潜力的概念和切实可行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

盖茨(左)与马云交谈。殷立勤 摄

而这一鸿沟被称为“近乎不可逾越的死亡之谷”，投资清洁能源远比投资信息技术要难。2016年，盖茨牵头的“突破能源风险投资基金”成立，初始资金募集超10亿美元，专注于清洁能源创新项目，希望通过大规模、长期的私有投资来解决这一问题。

盖茨身上有不少定语，技术天才、首富、预测者、慈善家……光环之外，他同样有解不开的题，但他信奉创新可以解决：“我有一把锤子，所以我看很多问题，都像是钉子，我就擅长这个，那就是我应对一切问题的方式。”依靠这个理念，他建立了微软，成为世界首富，又投入慈善事业。

今年已68岁的盖茨，开始感觉时不我待。他最惧怕的事情就是大脑停止工作，但专注于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又带给他理性的乐观。在关于他的纪录片中，盖茨重复地念叨着：“太难了，真的太难了。”主持人问：“承担了这么多，放弃算了？”盖茨沉吟了片刻，回答：“有时候，你真的不得不说，我们放弃吧。但有时候，你得说，我需要更加努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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